第三次工业革命，这个概念并不新鲜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就已经由西方提出。但最近，随着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4月期的专题讨论，在法兰克福举办的欧洲模具展上三维打印机现场打出锤子，以及杰里米·里夫金《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》一书在中国的出版，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了一个热词。
对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这个概念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。杰里米·里夫金说“工业革命”必须包含“新能源技术的出现、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”三大要素，因此，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就是新能源、新材料、互联网、物联网等不断融合出来的一个数字化制造时代。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则简单地将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界定为“数字化革命”，关注点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、新材料的应用，它将改变制造商品的方式，并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，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。
对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认识，目前主要有三种态度，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只是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两个概念的嫁接，它听上去诱人，实际上是一种忽悠；第二种观点认为。目前还很难说新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，但以“信息和远程通信”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和以“纳米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和生物电子”为标志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，是值得重视的；第三种观点认为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已经初露曙光，中国错过了第一次、第二次工业革命，千万不能再错过第三次工业革命。
纠结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概念本身，可能意义并不大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西方学者发表对工业革命的观点，提出了“第四次工业革命”的概念，认为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用煤冶炼铁矿石和纺织工业机械化为第一次工业革命；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蒸汽机、铁路和酸性转炉炼钢为第二次工业革命；始于20世纪初的电力、化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；即将开展以电子计算机、遗传工程、光导纤维、激光和海洋开发等新技术为代表的为第四次工业革命，并指出“工业革命的周期一般为50年，开始的15年是萧条期，接着的20年为大量再投资期，其后10年为过渡建设期，结果导致下一个萧条期的出现”。
其实，在这个方面，教训最为深刻的应该是日本。在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，不仅在传统制造业上取得对美国的全面胜利，甚至夸耀资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，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尔公司、1975年成立的微软公司，一发力、一联手，日本就不但不得不交出了“世界工厂”的宝座，经济还陷入了长期的萧条，直到今天。
如今，中国和当年日本的处境颇有点相似，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，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。美国自然没有闲着，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，用“再工业化”的概念取代了“后工业化”的概念，当时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还分析说美国是在开倒车，但美国咬定数字化和新能源三年，成效已经初显。2011年10月9日的《中华工商时报》报道说，“美国企业正从中国回迁本土”，企业的回流，并非简单的搬迁，而是运用新的生产技术。
再看当下中国的工业发展境遇，由于中国经历后发发展之后，劳动力成本上去了，土地成本、资源和原材料成本、环境成本、社会福利成本也上去了……制造业外迁几乎成了一种潮流，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回迁发达国家，另一方面是传统工业迁往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孟加拉、印度等国家。2009年，耐克关闭了在华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，我们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，但今年7月，当阿迪达斯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唯一自有工厂的消息时，则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。
在中国工业哀鸿遍野的语境下，深圳一家生产无线键盘和鼠标的企业雷柏公司，引进了一批
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，结果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，产值增加了两倍多，工人数量则从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。这也许是关于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最好的现实案例。
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限正变得模糊，个性化生产和自动化生产的未来工业生产方式越来越清晰。而这种生产方式下，劳动成本将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。媒体曾经报道说，一台价格为499美元的第一代苹果iPad平板电脑只包含大约33美元的制造劳动成本，而其中在中国完成的最终组装的成本仅占8美元。在今年3月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展示的Iphone4S的生产线，电路板都是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的，而工人做的主要是装料。装料能不能由机器来完成呢？答案是不言而明的。
如何应对正在进行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，我们不能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，要有布局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主动意识、创新意识、超越意识，要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，要“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”，下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，主动探索新的工业模式，培育出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革命者。
来源：上海金融报 作者：郭文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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